任正非:不能因华为牺牲国家利益

 

上周,华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罕见地接受了国际媒体采访。

围绕现在的争论点是5G,4G以下大家还没有争论。没有争论的地区的产品,我们还要继续销售。有少数国家决定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,我们就把愿意购买我们设备的国家做好,用优秀的网络说明我们是值得信任的,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和平竞赛,我认为这是公平的。

1月15日,任正非在深圳总部接受媒体采访。图自视觉中国

1月21日,观察者网获取到相关采访纪要,全文如下:

1、《Mobile World Live》 Joseph Waring :您在军队的这段经历,怎样影响的您在华为的管理风格?现在华为在全球都面临着比较多的审查,华为与军方的这些联系,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到华为的未来?

任正非:在我入伍的时候,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代,工业、农业的运作已经完全混乱,国家处在极度困难之中,中国人在吃饭、穿衣的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。曾经在1962年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/3公尺左右,这块布是用来补衣服的。所以,我年轻时没有穿过像样的没有补丁的衣服。

当时中央希望要让中国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,就从法国德布尼斯•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化工设备,建立一个大型的化纤厂,希望通过生产化纤来给每个人提供一套化纤衣服。这个化纤厂在辽阳太子河边上,条件非常艰苦,当时,中国完全混乱了,调不动地方工程队伍,地方的工程队伍都不肯到那个艰苦地方去,所以中央只能调军队去修建这个化纤厂。

当时部队的工程能力比较低,像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得到了使用。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,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,没有一间房屋,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,当时是七、八月份。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,漏风、漏水。那段时间我的体会:一是,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;二是,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。当时法国这个化纤厂,自动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,至少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工厂,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进技术,还学会了吃苦。我们住在这种土坯房中,既不抗冻,也不防风,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。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,肉和油的供应极少,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,相当于150克。没有任何新鲜蔬菜,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萝卜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来,做成酸菜和酸萝卜,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萝卜。主要食物是高粱,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。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,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,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,用一个词总结,就是“冰火两重天”。

但那段时间,我过得很快乐。那时在其他地方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,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,因为完全搞不懂这些现代化设备。那时候我是连队的技术员,由于工作努力,后来晋升到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,技术职级是副团级。我们那时的梦想,就是希望在改革开放大裁军之前,能够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再退伍,可惜没有实现。所以一直到现在,我都是一个没有获得军衔的退伍军人。

任正非:我们这个世界曾经在铁路的建设上走过窄轨、标准轨和宽轨共存的时代,这给世界的运输行业增添了非常多的麻烦。在通讯领域也有多标准的时代,给网络建设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,3G、4G都是这个问题。为了使通讯网络能够统一起来,我们共同在5G上达成了一个标准,这就是为迎接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智能社会打下了基础。如果人为地把它分为两个世界,我认为对世界智能社会的进步是有害的。技术科学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会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。我个人是坚决支持世界建立统一标准的。

2、《金融时报》Yuan Yang:根据记录,您在198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,你为何没有参加其他的党代会呢?华为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的?

任正非:我们在担负最先进的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,检验先进设备缺少一种仪器,这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看见过,告诉我是什么样子。我就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推导了出来,但是我对推导并没有把握,就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,来确定我的推导是否合理。得到他的肯定以后,我把这个仪器发明出来了。当时正好国家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开始搞经济建设,国家在寻找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,我的这个小发明就被夸大成了大发明,被各种报刊、杂志、电影纷纷宣传。由于广泛的宣传影响,我有幸被全国科学大会选中,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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